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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辱母杀人案看裁判文书写作
作者: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夏蕾  发布时间:2017-03-30 16:47:25 打印 字号: | |
  于欢辱母杀人案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且以对法院判决的批判为主,其次才是对警方在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的讨论,一审判决书中的“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被不断提及。由此可见,热点案件中法院判决最容易吸引大众评判的目光。这里不对案件判决做评价,仅探讨一个问题,从于欢案的舆论风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一个案件要成为舆论的热点离不开媒体的传播,那么什么样的案件更容易吸引媒体的注意?为什么于欢案会突然成为热点话题?从媒体角度看,为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抓住读者眼球,新闻报道的独特性和娱乐性日益明显,对暴力、性等迎合受众心理上的原始需求的新闻报道被业内称为新闻报道低俗化引发讨论,其主要表现为虚假新闻、情色新闻层出不穷,“震惊体”“ 戏谑体”泛滥,和类似《七旬老汉为取悦同性伙伴,竟半裸上门求鞭打》(负荆请罪)、《单身母亲拥有三套学区房仍不满足,竟然做出了这种事…》(孟母三迁)等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标题党。而于欢案的报道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新闻,负面信息的报道可以使得民众在心理认知上产生同理心和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并引发社会讨论。媒体在写作过程中,为增加话题性和吸引力,会对事实进行比重不一的区别报道,使用模糊的语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以明示或暗示的手法渲染氛围,带动读者情绪。以于欢案为例,媒体对母子俩受到侮辱的大篇幅描写和“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侮辱”的抽象性陈述,加上微博大V臆造的“下体抽脸”的情节,引发了公众的极大的愤慨和同情。此外,媒体报道还着重讲述了案发前发生的不法讨债行为,对死者黑社会背景的报道和曾经的“案底”。对于媒体而言,这可以称之为前因后果,交待辅助信息,但是对法院判决而言,上述事实都与定罪量刑无关。

因此,笔者认为对读者(阅读者)情绪的考量是媒体报道和法院判决的一个显著区别,也是为什么媒体的报道可以引发读者(阅读者)的感情共鸣而法院判决会被阅读者认定为不近人情、毫无道理的原因。

  实际上,一审判决确有考虑到讨债人的不当行为,认定“不能因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而客观归罪,定性为故意杀人”,驳回了被害人各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被告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理意见。在说理部分,一审法院认定“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紧接着的“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一句遭到大众的批驳。

  抛开定罪量刑不谈,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之所以会引发舆论风暴,其原因在于对于案件的“娱乐性”认识不够,对阅读者情绪的考量也不足,即于欢案中存在大量媒体会感兴趣的“爆点”,既有暴力又有性,既有黑社会又有高利贷,还有法学理论和伦理常情的冲突。而一审判决书恰恰对公众最愤慨的“侮辱”情节一带而过,对于欢的过错进行了着重阐述。 

  笔者认为,这份判决书作为一份刑事案件的判决书着重阐述被告人于欢的行为和性质认定是正确的,但面对这类充满了媒体“兴奋点”的案件,在说理部分可以增加对被害人不当行为的谴责,补充讨债人已经被另案处理的事实来填补信息空白,充分考虑案件中反映的论理诉求,更多站在普通大众的角度考虑。在法院审理的案件或多或少都会带有负面信息,也就存在会被媒体大肆报道的可能性。

  面对这一颗颗潜在的“地雷”,笔者认为法官在遣词造句时,在保持法言法语的基础上可以增加能调动阅读者情绪共鸣的部分,而不是将调动情绪的部分留给媒体,即以“有感情”的判决书来阐述法律的适用,协调法律和道德的冲突。诚然法院判决是在专家的立场上按照理性人的标准作出的判决,但虽然法律本身毫无温度,运用法律的裁判者却需要倾听、感受并尊重民众的感情。总而言之,在舆论监督更上一层楼的信息化时代,法官需要谨慎审视案件中的新闻“爆点”,在写作裁判文书时考虑阅读者情绪,将阐明法律适用和表达道德观点同步,避免引发民众感情反弹。
责任编辑: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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